各位老铁、打工人，今儿咱聊点刺激的，一桩能把人吓出胆汁儿的真事。

我是全超，一个在一家名叫“鼎峰未来”的贸易公司干了五年的小职员。

我的工号是B区47座，对，就是厕所往左数第三个隔间，门口那盆半死不活绿萝正对着的位置。

我在公司有个响亮的外号，叫“啊那位”，因为同事们使唤我或者需要背锅时，总会恍然大悟般地指向我，“啊，那位，你来一下！”

我的存在感稀薄到什么程度呢？年会合照我永远站在最边上，照片洗出来，我那位置总巧合成了一团意义不明的光影。

部门聚餐订位，服务员数次确认，“先生，你们是九个人对吗？”而明明我们部门只有八个活人，包括我。

连公司那台最老旧的指纹打卡机，识别我的指纹都需要反复按压五六次，发出不耐烦的“滴滴”错误音，仿佛在质疑我作为生物个体的合法性。

我习惯了，真的。

甚至有点享受这种透明，摸鱼划水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工资照拿，岂不美哉？

直到上个季度末，公司搞了个什么“员工能量激活与团队重塑”项目，从总部空降了一位新的部门总监，姓付，付总监。

付总监是个精力旺盛到令人发指的中年男人，梳着一丝不苟的油头，眼神锐利得像能把人刮层皮。

他上任第一天就拍着桌子吼，“我们部门，绝不允许有隐形人！每个人都要发光发热，成为不可替代的螺丝钉！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感觉这哥们儿是冲我来的。

果然，他开始了一系列“提升员工能见度”的骚操作。

每日晨会必须每人发言一分钟，分享“今日能量”；午休强制集体做第八套广播体操；甚至搞了个“同事互评闪光点”的匿名小纸条活动。

我那可怜的一分钟发言，通常在我结结巴巴的“今天天气不错，我准备把上个月的报表再核对一遍”中开始，在付总监皱眉和同事们的哈欠中结束。

互评小纸条？哈，收上来的关于我的评价，清一色是：“47座那位同事……很安静。”“他好像总是在座位上。”“绿萝该浇水了。”——最后这条出现了三次！

我就像一块被强行塞进精密齿轮组的橡皮泥，格格不入，且正在被碾压。

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是付总监推行“能量激活”项目的第二周。

一个加班的深夜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斜对角的文案妹子，吴瑕。

我起身去茶水间冲我那包过期的速溶咖啡，路过吴瑕的工位时，她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翻飞。

我故意咳嗽了一声，想着打个招呼。

她毫无反应，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我又稍微加重脚步，从她旁边走过。

她还是没反应，仿佛我是一团移动的空气。

我心里有点发毛，但也没多想，也许人家太专注了。

冲好咖啡回来，我鬼使神差地，没有直接回自己工位，而是绕到吴瑕侧后方，看着她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。

看了足足有半分钟。

她依然没有察觉，只是偶尔抬手捋一下头发，或者小声嘀咕某个词用得不够好。

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站在她侧后方不到一米的地方，她居然完全感觉不到？

这已经不是专注能解释的了！

我后背冒起一层白毛汗，端着咖啡快步回到自己座位，心脏怦怦直跳。

那一整晚，我都心神不宁，总觉得办公室里除了我和吴瑕敲键盘的声音，还有一种极其细微的、像是很多人在同时低语，却又听不清内容的嗡嗡声。

那声音不是从耳朵进来的，更像是直接钻进了脑子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个变态一样，开始偷偷测试自己的“透明”程度。

我故意在午休时，把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“不小心”放到隔壁组项目经理，老黄的桌子上。

老黄回来，拿起文件看了看，眉头紧锁，然后环顾四周，大声问：“谁把这玩意儿放我这儿了？”

几个同事抬头，茫然地摇头。

老黄嘟囔着“见鬼了”，顺手就把文件扔进了脚边的碎纸机！

我的文件！虽然不重要，但那是我花了一上午瞎编的啊！

我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不是害怕，而是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

我又试着在小组讨论时，提高音量提出一个非常浅显的意见。

当时付总监正在白板上写写画画，我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安静的小会议室。

然而，付总监的笔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听到一样，继续往下写。

其他同事也保持着倾听付总监的姿势，没有任何人把头转向我，哪怕一丁点角度。

我的发言，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粘稠的沥青里，连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。

一股寒意从我的尾椎骨猛地窜上天灵盖。

这不是普通的被忽视！

这是彻底的、物理层面的“不被感知”！

小主，

我甚至开始怀疑，是不是付总监那个什么狗屁“能量激活”项目，触发了某种奇怪的力场，把我的存在感直接降到了负数！

恐慌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。

我尝试了各种方法“刷存在感”。

我故意在晨会时打翻水杯，水溅到了付总监锃亮的皮鞋上。

付总监只是跳着脚骂了一句“谁干的”，然后凶狠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唯独没有在我脸上停留，哪怕我胸前还挂着湿漉漉的一片。

我穿上最鲜艳的红色衬衫，戴着夸张的卡通领带。

同事们见面笑着打招呼，“早啊”，然后目光就直接穿过了我，落在我身后那片空白的墙上。

我甚至，在一天下班时，趁着电梯里人多，狠狠踩了付总监一脚。

他痛得“嗷”一嗓子，猛地回头，怒目圆睁，“谁？谁踩我？”

电梯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一脸无辜。

付总监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每一张脸，最后，停在了电梯光滑的墙壁上，他自己的倒影。

他脸上的愤怒慢慢变成了疑惑，然后是极细微的、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。

他好像，真的没“看见”是我踩的。

他感知不到“我”这个施加疼痛的源头！

那天晚上，我彻底失眠了。

我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耳朵里全是白天办公室里那种诡异的、无处不在的嗡嗡低语。

我开始回想，我的“透明化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
好像不是付总监来了之后才变本加厉的。

似乎……一直如此。

只是以前我没这么在意，甚至乐在其中。

而现在，这种“透明”正在被某种东西强化，固化，变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规则。

我开始仔细观察身边的同事。

我发现，不只是对我，他们彼此之间，似乎也笼罩着一种奇怪的“隔膜”。

交流仅限于工作，眼神很少真正对接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戴着一种标准的、疲惫的、程序化的表情。

就连办公室里的气味都变得单一而沉闷，只有打印机的臭氧味、速溶咖啡的焦糊味，和一种淡淡的、像是灰尘和旧纸张混合的，属于“公司”本身的味道。

人的气息，鲜活的汗味、早餐的油烟味、香水的味道，几乎都消失了。

整个办公室，像一个巨大而精密的、正在慢慢失去“人味”的模型。

我害怕了，我想逃。

我打开了招聘网站，更新了简历。

奇怪的是，当我试图填写最近这五年的工作经历时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我做了什么项目？取得了什么成绩？合作过哪些同事？

除了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和“啊那位”的称呼，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！

我的五年，像被橡皮擦擦过一样，只留下了一片模糊的空白。

简历投出去几十份，全部石沉大海。

连机器自动回复的“已收到”邮件都没有。

好像我这个人，连同我的求职意向，一起被过滤掉了。

走投无路之下，我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

我要留下“证据”，证明我存在过，证明这一切的异常。

我买了一支微型摄像笔，别在衬衫口袋上，镜头对准外面。

我要记录下我是如何被“忽略”的。

第二天，我照常上班，带着一种悲壮的、实验般的心情。

晨会，我举手，发言，被无视。

我走到付总监面前，对着他口袋的位置（我猜那里大概是他心脏的高度）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付总监，我叫全超，工号B47，我在这里工作五年了，你看得见我吗？”

付总监正低头看手机，闻言抬起头，目光却越过了我的头顶，看向窗外，嘴里嘀咕：“这天阴的，怕是要下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