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炜的Excel表格填到第十七行时，窗外天色已变成一种浑浊的紫灰色。暮色过早地吞没了这座江边小城。办公桌上那盏光线惨白的节能灯，在他眼前投下键盘和手指晃动的重影。

“疑点与突破口”下面，列着：

非遗中心近三年设备采购与维护费合计约47万，但无对应设备清单及使用记录。

2021年“口述史影像记录”专项经费15万，结项报告仅提及“走访8个村落”，无具体传承人名单、影像时长、成果存储位置。

2022年申报的“非遗数字化展示平台”建设经费30万（未获批），申报材料中技术方案部分，与邻市去年已建成平台的核心描述高度雷同。

李主任汇报中提到的“年事已高、记录迫在眉睫”的传承人，在中心历年慰问名单中均未列入重点，最近一次慰问记录是两年前春节，赠送物品为“米、油、200元慰问金”。

…

键盘敲击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。唐莉下午被局办叫去帮忙整理档案，还没回来。这间临时办公室，成了他一个人的孤岛。暖气不足，寒意从脚底漫上来。他停下手指，搓了搓冻得有些僵硬的手。

目光落在第五条，他停顿了。这一条不是从资料里来的，是他记忆里的画面：去年秋天，在距离市区六十公里的坳背村，记录一位九十岁的“练江号子”最后传人，周老爷子。老爷子住在几乎塌了一半的土坯房里，儿子早逝，孙子在外打工。何炜带着文化馆那台老掉牙的摄像机去时，老爷子正对着江面发呆。录制过程断断续续，老爷子记忆混乱，但偶尔吼出一两句号子，那苍凉嘶哑、仿佛从江底淤泥里挣出来的声音，能让整个房间的空气为之震颤。

录了整整两天。临走时，何炜把身上所有的现金——大概五百多块——悄悄塞在老爷子破枕头下。老爷子抓住他的手，眼睛浑浊，嘴里含糊地说：“录了有啥用？没人听了。江都快没了。”

那些影像，后来何炜自己用业余时间做了粗略剪辑，连同其他十几位老人的口述，存进了文化馆那台老服务器，也刻了几张光盘。这就是他“独立完成”的数据库雏形。没有经费支持，没有正式立项，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。它们像静默的注脚，躺在系统最边缘的角落。

而现在，省里的改革风刮来了，要“数字化”，要“活态传承”。那些被遗忘的注脚，突然成了可能需要被翻阅的正文。而曾经起草正文的人——非遗中心——交上来的，却是大片的空白和似是而非的套话。

何炜关掉Excel，打开另一个文件夹。里面是他自己拍摄、整理的素材。文件名按“村落-传承人-技艺-日期”格式标注。他点开“坳背村-周老四-练江号子-”的文件夹。里面是原始视频、分段剪辑、文字整理稿，甚至还有他手绘的号子音调起伏示意图。

他看了几分钟。屏幕上，老爷子沟壑纵横的脸在昏暗的光线里时隐时现，嘶哑的歌声透过劣质麦克风传来，带着电流的杂音，却依然有劈开时间的力量。

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。唐莉回来了，手里抱着厚厚一摞文件，脸冻得有点红。“何总监，还没走啊？”她把文件放在自己桌上，“我从档案室翻出来一些早年的非遗普查手稿，可能有点用，就是字迹太潦草了。”

“谢谢，放着吧。”何炜说，目光没有离开屏幕。

唐莉看了一眼他的电脑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她默默坐下，开始整理那摞旧文件，纸张摩擦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小声说：“何总监，有件事……不知道要不要跟您说。”